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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起(?-前381),戰(zhàn)國時兵家。衛(wèi)國左氏(今山東曹縣北)人。善用兵。初為魯將,繼為魏將,后奔楚國,任令尹,主持變法,后被殺。
吳廣,秦末農民起義領袖。字叔,陽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公元前209年與陳勝發(fā)動戍卒九百人起義,建立張楚政權。后為部將田臧假借陳勝命令殺害。
吳道子,唐畫家。河南陽翟人。又名道玄。所繪人物,時號“吳家樣”。善畫衣褶,有飄舉之勢,時稱“吳帶當風”,又有“吳裝”之稱。后被尊為“畫圣”。
吳丹(744-825),唐常州晉陵人,字真存。貞元進士,授秘書省正字。累歷協(xié)律郎、殿中侍御史等職。憲宗元和五年,遷太子舍人。穆宗長慶二年,以駕部郎中充宣慰副使,隨韓愈赴鎮(zhèn)州宣慰王庭湊。使還,拜諫議大夫。官至諫議大夫。能詩。
吳承恩(1500?-1582?),明小說家。字汝忠,號射陽山人,山陽人。科舉屢遭挫折,嘉靖中補貢生,后任浙江長興縣丞。恥為五斗米折腰,指袖而歸,專意著述,著《西游記》。另有《射陽先生存稿》、《禹鼎志》等。
吳其浚(1789-1847),清植物學家。字瀹齋,別號雩婁農。河南固始人。嘉慶進士。著有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》22卷和《植物名實圖考》38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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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錄:
一、歷史上吳姓的名人
二、拜托大家給我介紹幾個文字獄的典型!
[編輯本段]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獄
《漢書》上說,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《報孫會宗書》令“宣帝見而惡之”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。魏末嵇康因寫作的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令司馬師“聞而惡之”而被斬于東市。
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(公元450年)六月,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(tǒng)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,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,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、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,史稱“國史之獄”.
北宋大詩人,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,被指“包藏禍心,誹謗謾罵”,得罪當權者,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,罪名是包藏禍心、謗訕時政。主要的根據(jù)是《山村五絕》、《八月十五日看潮》、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》等幾首詩。史稱“烏臺詩案”。
[編輯本段]金朝時的文字獄
翰林學士張鈞是金國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,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“深自貶損”的詔書,被蕭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。《金史·熙宗本紀》:‘四月壬申夜,大風雨,雷電震壞寢殿鴟尾,有火入上寢,燒幃幔,帝趨別殿避之。丁丑,有龍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。大風壞民居、官舍,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(shù)里,死傷者數(shù)百人。五月戊子,以四月壬申、丁丑天變,肆赦。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,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,上怒,殺(張)鈞。’《金史·佞幸列傳》:‘蕭肄,本奚人,有寵于熙宗,復諂事悼后,累官參知政事?;式y(tǒng)九年四月壬申夜,大風雨,雷電震壞寢殿鴟尾,有火自外入,燒內寢幃幔。帝徙別殿避之,欲下詔罪己。翰林學士張鈞視草。(張)鈞意欲奉答天戒,當深自貶損,其文有曰:“惟德弗類,上干天威”及“顧茲寡昧眇予小子”等語。肄譯奏曰:“弗類是大無道,寡者孤獨無親,昧則于人事弗曉,眇則目無所見,小子嬰孩之稱,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?!钡鄞笈l(wèi)士拽(張)鈞下殿,榜之數(shù)百,不死。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。賜肄通天犀帶?!?/p>
[編輯本段]元朝時的文字獄
公元1323年,身為高僧的前宋恭帝懷念宋朝,寫了以下的詩句:
寄語林和靖,梅花幾度開?黃金臺下客,應是不歸來。
觸怒元廷,賜死。
[編輯本段]清順治時的文字獄
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后的,而且隨著統(tǒng)治的穩(wěn)固而加深,越是統(tǒng)治穩(wěn)定的時期,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,至乾隆時期,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,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,也因此而扭曲變形,變成了不折不扣的“奴才”文化!
清朝人“言論自由之人權”的第一次惡化,起于順治四年——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《變記》,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,在嚴刑折磨一年后,定讞流放沈陽。次年,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,毛重倬為坊刻 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“順治”年號,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“目無本朝”,有關“正統(tǒng)”的“不赦之條”。由此規(guī)定:“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,禮臣校閱,方許刊行,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”,從此誕生了中國言論檢查 官,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,中國人的“言論自由之人權”由此大倒退。 清人“言論自由之人權”的第二次惡化,是順治十八年(1661)至康熙二年(1663)的莊廷龍明史案。浙江湖州富戶莊 廷龍雙目皆盲,受到“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”的鼓勵,出錢購買明末人朱國禎一部未完成的《明史》,然后延攬名 士,增潤刪節(jié),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實,竊改為己作,定名《明史輯略》。因所續(xù)諸傳多有冒犯清朝開國事,被落職知 縣吳知榮在敲詐未遂后舉報京城,從順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,歷時二年,重辟70余人,凌遲18人,已故莊廷龍, 也被“戳其尸”。這一次惡化的重要標志在于,“文字獄”可以“株連極廣”,不僅九族須滅,所有撰稿者、作序者、校對者、抄寫刻字 者以及購書者,“一個也不能少”,“皆不免于難”。中國“文化恐怖主義”的言論鉗制至此上了一個新臺階。清人“言論自由之人權”的第三次惡化,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《西征隨筆》問斬梟示案。汪景祺之所以成為 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文人,是因雍正“恨屋及烏”所株連的——雍正在鏟除功臣年羹堯后,發(fā)現(xiàn)黨附年羹堯 的“入幕之賓”汪景祺曾稱頌年羹堯為“宇宙之第一偉人”,雍正恨得咬牙切齒,但卻深知,僅僅以汪景祺黨附年羹堯 ,高歌年羹堯,罪不致死,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寫的《讀書堂西征隨筆》大做文章,栽贓誣陷其書中有“ 皇帝揮毫不值錢”之詩句,有“功臣不可為”和“歷代年號論”等“誹謗先帝”的“悖謬狂亂,至于此極”之大罪,令 “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,其妻子發(fā)遺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為奴,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,發(fā)遺寧古塔,其五服以內 之族人現(xiàn)任及候選候補者,俱著查出,一一革職”。汪景祺案不僅僅創(chuàng)造了株連政敵的“幫閑文人”之先例,而且立下了可將“文字獄”案犯梟示十年的創(chuàng)舉——汪景祺立 斬后,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(懸掛)了十年!這一殘酷“文字獄”使許多士子“避席畏聞文字獄,著書只為稻梁謀 ”,紛紛立下了“不當烈士”的犬儒座右銘,中國文化人的氣節(jié)從此每下愈況。
[編輯本段]清康熙時的文字獄
跟之后的雍正、乾隆兩朝相比,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,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。
1.明史案
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,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,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,編了一本《皇明史概》并刊行,未刊的稿本有《列朝諸臣傳》。明亡后,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,他是個盲人,受“左丘失明,厥有國語”的鼓舞,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。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,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,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,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。在敘及南明史事時,仍尊奉明朝年號,不承認清朝的正統(tǒng),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,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,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,斥罵降清的尚可喜、耿仲明為 “尚賊”、 “耿賊”,寫清軍入關用了 “夷寇”等等,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。這部《明史輯略》刊刻后,起初并無事,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,想去敲詐莊家,才惹出事來。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,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。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。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,頒旨嚴究。于是與莊氏《明史》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??滴醵?1663年)五月二十六日,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,清軍將《明史》案一干“人犯”七十余人(為《明史》寫序的、校對的,甚至賣書的、買書的、刻字印刷的以及當?shù)毓倮?,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、或杖斃、或絞死,一時血濺人間天堂?!爸鞣浮鼻f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,另有數(shù)百人受牽連發(fā)配充軍。
明史案開了以“逆書”索賂的惡劣先河。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,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,牽強附會,指為“逆書”,漫天敲詐。如孫奇逢所編的《甲申大難錄》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,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,經人營救方才出獄。后來竟發(fā)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,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。這要數(shù)沈天甫、夏麟奇、呂中等人膽最大、心最黑。他們刻印一本詩集,假托為陳濟生所編,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。康熙六年(1667年)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,遂將此書檢舉報官,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,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。
2.黃培詩案
康熙五年(1666年),山東發(fā)生了黃培詩案。黃培是山東即墨人,明末官至錦衣衛(wèi)都指揮使,明亡后,隱居在家。曾經接濟過于七農民起義軍,所作詩如“一自蕉符紛海上,更無日月照山東”、“殺盡樓蘭未肯歸,還將鐵騎人金徽”、“平沙一望無煙火,惟見哀鴻自北飛”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,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。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。黃元衡本姓姜,在他考中進士、當上翰林后,為了歸宗還姓,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,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“悖逆”的詩文書籍等。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,被處斬。姜元衡還嫌不夠,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《南北通逆》的稟文,指控顧炎武等“故明廢臣”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,南北之間的通信,不是密謀造反,就是誹謗朝廷。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,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,企圖制造一件大案。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,山東總督、巡撫也親自過問。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,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。
3.《南山集》案
后來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,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《南山集》??滴跷迨?1711年),書印出十年后被人告發(fā),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并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,康熙帝十分震怒,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,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,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,發(fā)給滿清功臣家作奴仆。同鄉(xiāng)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《黔貴記事》,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;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,一律革去;給《南山集》作序的汪灝、方苞、王源等處斬刑;給《南山集》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、尤云鶚等人及其妻、子,發(fā)寧古塔充軍。由《南山集》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人,后來康熙帝故作慈悲,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,本來應處斬刑之人如戴家、方家都流放黑龍江,方孝標已死,但仍被發(fā)棺戮尸。
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,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,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。這本是一代創(chuàng)舉,但是康熙帝認為他褻瀆歷史,就將徐轉問斬了。
[編輯本段]清雍正時的文字獄
1.年羹堯案
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。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,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,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,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、兼理川陜總督,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。胤禛繼位后,年羹堯備受寵信,累授川陜總督、太保、撫遠大將軍,爵封一等公。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,開始居功自傲,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,只是苦于沒有借口。雍正三年(1724年)二月,出現(xiàn)“日月合璧,五星聯(lián)珠”的天文奇觀,臣僚上表稱賀,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,并找到了“毛病”,一是字體潦草,二是將成語 “朝乾夕惕”寫成了“夕惕朝乾”,此語意為終日勤慎,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。雍正可不管這些,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,心懷不軌,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,便群起而攻之,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。胤禛令年羹堯自裁,親族、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,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(tǒng)統(tǒng)受到處罰。
年羹堯死后七天,汪景祺斬首示眾,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。汪景祺,浙江杭州人,雍正初年,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,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。汪景祺前往探訪,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,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。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《讀書堂西征隨筆》二卷,獻年羹堯收藏。年羹堯得罪抄家,《西征隨筆》被繳進宮中。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:“悖謬狂亂,至于此極!惜見此之晚,留以待他日,弗使此種得漏網也?!贝蠹s是隨筆提及“狡兔死,走狗烹”,本是提醒年羹堯。胤禛因此憤恨,但是又要表現(xiàn)自己孝道,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“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,大逆不道”。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,梟首示眾,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。妻子兒女發(fā)配黑龍江給披甲人(滿洲軍士)為奴;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;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,交原籍地方官管束。由于牽累的人多,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“屠城”的謠言,居民驚惶逃竄。
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。錢名世字亮工,江蘇武進人,與年羹堯是鄉(xiāng)試同年,大概因此而有交誼。雍正二年(1724年),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,錢名世贈詩諛頌,有“分陜旌旗周召伯,從天鼓角漢將軍”、“鐘鼎名勒山河誓,番藏宜刊第二碑”等詩句。年羹堯受誅,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。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“曲盡諂媚,頌揚奸惡”。但沒有殺他,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,卻又御書“名教罪人”四字,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,掛在錢家中堂上。奇恥大辱的“名教罪人”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,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。胤禛還命常州知府、武進知縣每月初一、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,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。這還不夠,當錢名世離京時,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、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“贈行”,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。雍正一一過目后,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,題為《名教罪人詩》,刊印后頒發(fā)全國學校,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。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,不夠味的給予處分。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:“名世已同名世罪,亮工不異亮工奸”(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,而年羹堯也字亮工),措意尖刻,造句新巧,得到雍正夸獎。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“謬妄”,被發(fā)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。作詩的人當中,有叫查嗣庭的,他批判錢名世“百年遺臭辱簪纓”;有叫謝濟世的,他批判錢名世“自古奸諛終敗露”;但是不久,他們就跟著遭殃,亡國奴做豬做狗,仍不免挨噬。
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,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,一等公佟國維之子,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(tǒng)領、理藩院尚書,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,授吏部尚書,加太保。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,是雍正的重臣,沒有他二人,很難登位,尤其是隆科多,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。雍正的江山坐穩(wěn)了,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,年羹堯已除,隆科多也必須死去。雍正五年(1727年)十月,隆科多因私藏玉牒(皇室宗譜)罪付審,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,得旨永遠圈禁,家產追補贓銀,其二子也受處分。次年,隆科多死于禁所。
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(shù)月。查嗣庭字潤木,號橫浦,浙江海寧人,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進士,選入翰林,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,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。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,雍正五年(1727年)五月,案件結束,查嗣庭戮尸、梟首,親族或斬或流放,牽連的江西官員統(tǒng)統(tǒng)革職。不僅如此,由于汪景祺、查嗣庭都是浙江人,雍正進而遷怒于浙江士人。查嗣庭下獄的次月,即雍正四年(1726年)十月,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,專職監(jiān)視士人,整頓士風(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)。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(xiāng)試、會試。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,說汪、查等人使“越水增羞,吳山蒙恥”,條陳整頓風俗、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,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。雍正六年(1728年)八月,經浙江總督李衛(wèi)請求,雍正才解除停止鄉(xiāng)會試的詔令,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。
2.謝濟世案、陸生楠案
其后又有謝濟世案、陸生楠案,兩案都胎育于李紱、田文鏡互參事件。田文鏡是監(jiān)生出身,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,雍正二年(1724年)擢受河南巡撫。他政令嚴苛,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,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,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,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。
雍正四年(1726年),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,田文鏡循例迎送??萍壮錾淼睦罴浫滩蛔≈肛熖镂溺R,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。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,所以有意袒護,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。不久,李紱入京覲見,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。雍正稍加調查,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。
同年冬,浙江道監(jiān)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。雍正把奏疏退還,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。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,大學士、九卿、科道會審擬斬。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,都為黃振國鳴冤,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,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,雍正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,將謝濟世減死發(fā)配新疆阿爾泰;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;李紱降為工部侍郎(不久革職)。陸生楠,舉人出身,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。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,“舉動乖張”,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,后改除工部主事。再引見時,雍正見他傲慢不恭,所呈奏折又寫有“五經四書中如‘惠迪吉’、‘從逆兇’,何以異于佛老”等句,覺得是諷刺自己。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,與謝濟世是同鄉(xiāng),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,“平日必有與李紱、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”。于是命把陸生楠革職,也發(fā)配阿爾泰。
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《通鑒論》十七篇,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。雍正七年(1729年)五月,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、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《通鑒論》十七篇,文中“抗憤不平之語甚多,其論封建之利,言辭更屬狂悖,顯系排議時政”,《通鑒論》隨本繳進。雍正雍正得奏,于七月初三日諭內閣,對《通鑒論》中的“狂?!弊h論逐條加以批駁。批駁完,雍正“提議”將“罪大惡極,情無可逭”的陸生楠就地正法,命九卿、翰詹、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。從官當然遵旨惟謹,這年年底,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。
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,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,說謝濟世所著《古本大學注》毀謗程朱,書隨本繳上,即謝濟世注大學案。雍正讀過后頌諭內閣,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,而且對時政“恣意謗訕”,尤切齒于《注》中所去:“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,驕泰甚矣”一句,咄咄逼問道:“試問謝濟世:數(shù)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?為朕躬進諫者何言?朕所拒者何諫?所飾者何非?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、誣陷良臣之外,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?”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。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,雍正心血來潮,玩的就是心跳,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,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,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。
3.曾靜、呂留良案
雍正六年(1728年)九月二十六日傍午,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,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,突然有人攔轎投書。這就是曾靜、呂留良之獄,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。案結處置,呂留良、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,梟首示眾;呂毅中斬立決;呂留良諸孫發(fā)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;家產悉數(shù)沒收。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,梟首示眾,其孫發(fā)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;學生沈在寬斬立決;黃補庵(已死)嫡屬照議治罪;刊印、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(jiān)候,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,還有十數(shù)人受杖責。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,集成《大義覺迷錄》一書,刊后頒發(fā)全國所有學校,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,玩忽者治罪。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,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??尚Φ氖抢献佣ò?、兒子翻案,雍正曾聲明“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”,然而雍正十三年(1735年)十月,乾隆帝繼位,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,命將曾靜、張熙解到京師,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,并列《大義覺迷錄》為禁書。而漢奸岳鐘琪也沒有好下場,他后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,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,下獄判斬監(jiān)候,到乾隆初年才獲釋。(準確的來說,曾靜、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,不符合“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。”的定義,并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.)
4.屈大均案
《大義覺迷錄》在廣東巡講時,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“屈溫山先生”,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,猜想“溫山”是“翁山”之訛。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《翁山文外》、《翁山詩外》諸書,果然發(fā)現(xiàn)其中“多有悖逆之詞,隱藏抑郁不平之氣”。這樣,又一宗思想“悖逆”案被揭發(fā)。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,其子屈明洪(任惠來縣教諭)自動到廣州投案,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。案情上報,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;因屈明洪自首,故免死,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,屈大均詩文禁毀。這就是屈大均案,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。
5.裘璉戲筆之禍
然后又有裘璉戲筆之禍。裘璉是浙江慈溪人,少時曾戲作《擬張良招四皓書》,內有“欲定太子,莫若翼太子;欲翼太子,莫若賢太子”、“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,天下可定”等語句,當時頗為傳誦。康熙末年,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,后來致仕歸鄉(xiāng)。雍正七年(1729年),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,原來有人告發(fā)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。次年六月,裘璉卒于京師獄中。少年戲筆,老年得禍,真所謂“人生識字憂患始”。
6.“清風不識字”案
翰林院庶吉士徐駿,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,也是顧炎武的甥孫。雍正八年(1730年),徐駿在奏章里,把“陛下”的“陛”字錯寫成“狴”字,雍正見了,馬上把徐駿革職。后來再派人一查,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“清風不識字,何事亂翻書”、“明月有情還顧我,清風無意不留人”,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,照大不敬律斬立決。
雍正十一年(1733年)下詔征舉士人,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,誰知響應廖廖,只得作罷。人才凋零,文治廢弛,一至于此,文字獄的消極影響于此可崢
三、現(xiàn)代描寫偉人心懷天下看的見五湖四海的句子
有以下五句心懷天下的詩句
杜甫: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
范仲淹: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。
陸游:王師北定中原日,家祭無忘告乃翁!
顧炎武: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。
林則徐:茍利國家生死矣,豈因禍福避趨之。
1、杜甫: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
這句詩的意思是怎么才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,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的讀書人,讓他們個個都開顏歡笑。
這句詩出自盛唐詩人杜甫的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,原文為八月秋高風怒號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 茅飛渡江灑江郊,高者掛罥長林梢,下者飄轉沉塘坳。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,忍能對面為盜賊。 公然抱茅入竹去,唇焦口燥呼不得,歸來倚杖自嘆息。 俄頃風定云墨色,秋天漠漠向昏黑。布衾多年冷似鐵,嬌兒惡臥踏里裂。 床頭屋漏無干處,雨腳如麻未斷絕。 自經喪亂少睡眠,長夜沾濕何由徹! 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,風雨不動安如山! 嗚呼,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,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!
這首詩的譯文為八月秋深,狂風怒號,卷走了我屋頂上好幾層茅草。茅草亂飛,渡過浣花溪,散落在對岸江邊。飛得高的茅草懸掛在高高的樹梢上,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低洼的水塘里。 南村的一群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,忍心這樣當面作賊搶東西,毫無顧忌地抱著茅草跑進竹林去了。唇焦口燥也沒有用處,只好回來,拄著拐杖,自己嘆息。 一會兒風停了,天空中烏云黑得象墨,深秋天色灰蒙蒙的,漸漸黑下來。布被蓋了多年,又冷又硬,象鐵板似的。孩子睡相不好,把被里蹬跛了。一下屋頂漏雨,連床頭都沒有一點干的地方。象線條一樣的雨點下個沒完。自從戰(zhàn)亂以來,睡眠的時間很少,長夜漫漫,屋漏床濕,怎能挨到天亮。 怎么才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,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的讀書人,讓他們個個都開顏歡笑,不為風雨中所動搖,安穩(wěn)得象山一樣?唉!什么時候眼前出現(xiàn)這樣高聳的房屋,唯獨我的茅屋被吹破,自己受凍而死也甘心!
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這首詩描繪秋夜屋漏、風雨交加的情景,真實的記錄了草堂生活的一個片段。末段忽生異境,以切身的體驗,推己及人,進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丟在一邊,設想大庇天下寒士的萬間廣廈。這種非現(xiàn)實的幻想建立在詩人許身社稷,饑溺為懷的思想基礎上;而博大胸懷之表現(xiàn),則使作品放射出積極的浪漫主義光輝。全詩語言極其質樸而意象崢嶸,略無經營而波瀾疊出,蓋以流自肺腑,故能扣人心弦。
杜甫(公元712年-公元770年),字子美,漢族,祖籍襄陽,生于河南鞏縣。 自號少陵野老,唐代偉大的現(xiàn)實主義詩人,與李白合稱“李杜”。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“小李杜”區(qū)別,杜甫與李白又合稱“大李杜”,杜甫也常被稱為“老杜”。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,被后人稱為“詩圣”,他的詩被稱為“詩史”。后世稱其杜拾遺、杜工部,也稱他杜少陵、杜草堂。杜甫創(chuàng)作了《春望》、《北征》、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等名作。759年杜甫棄官入川,雖然躲避了戰(zhàn)亂,生活相對安定,但仍然心系蒼生,胸懷國事。雖然杜甫是個現(xiàn)實主義詩人,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,從其名作《飲中八仙歌》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。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,他有“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”的宏偉抱負。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,但后來聲名遠播,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,大多集于《杜工部集》。
2、范仲淹: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。
這句詩的意思是把國家,民族的利益擺在首位,為祖國的前途、命運擔憂分愁,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,表現(xiàn)出作者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偉大的胸襟膽魄。
這句詩出自宋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,原文為嗟夫!予嘗求古仁人之心,或異二者之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;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,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?其必曰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乎?噫!微斯人,吾誰與歸?
這篇記的譯文為唉!我曾經探求過古時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,或許不同于以上兩種心情,這是為什么呢?他們不因為外物的好壞和個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;在朝廷作官的人為百姓擔憂;不在朝廷作官的人為君王擔憂。這樣在朝為官也擔憂,在野為民也擔憂。既然這樣,那么,什么時候才快樂呢?那一定要說“在天下人憂慮之前先憂慮,在天下人快樂之后再快樂”吧?唉!如果沒有這種人,我同誰一道呢?
《岳陽樓記》全篇僅368字,卻內容充實,情感豐富,將敘事、寫景、議論、抒情自然結合起來,既有對事情本末的交代,又有對湖光水色的描寫;既有精警深刻的議論,又有惆悵悲沉的抒情。記樓,記事,更寄托自己的心志。作者又善于以簡馭繁,巧妙地轉換內容和寫法。如以“前人之述備矣”一語帶過無數(shù)敘述,以“然則”一語引出“覽物之情”,以“或異二者之為”展開議論話題,等等,千回百轉,層層推進,敘事言情都入化境。而范仲淹借作記之機,含蓄委婉地規(guī)勸滕子京要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試圖以自己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。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,也決定了文章敘議結合的風格。
范仲淹(989年8月29日-1052年5月20日),字希文,漢族,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。范仲淹幼年喪父,母親改嫁長山朱氏,遂更名朱說。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范仲淹苦讀及第,授廣德軍司理參軍,迎母歸養(yǎng),改回本名,后歷任興化縣令、秘閣校理、陳州通判、蘇州知州等職,因秉公直言屢遭貶斥。康定元年(1040年),與韓琦共同擔任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,采取“屯田久守”方針,鞏固西北邊防。慶歷三年(1043年),出任參知政事,上疏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,提出十項改革措施。慶歷五年(1045年),新政受挫,范仲淹被貶出京,歷任邠州、鄧州、杭州、青州知州。皇祐四年(1052年),改知潁州,范仲淹扶疾上任,行至徐州,與世長辭,享年六十四歲,謚號文正,世稱范文正公。范仲淹政績卓著,文學成就突出,他倡導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思想和仁人志士節(jié)操,對后世影響深遠。
3、陸游:王師北定中原日,家祭無忘告乃翁!
這句詩的意思是當大宋收復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來之時,你們舉行家祭,千萬別忘把這好消息告訴你們的父親!。
這句詩出自南宋詩人陸游的《示兒》。原文為死去元知萬事空,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,家祭無忘告乃翁。
這首詩的譯文為本來就是知道人死去了就什么也沒有了。只是為沒有親眼看到祖國的統(tǒng)一而感到悲傷。朝廷的收復北方領土的那一天,在家里祭祀祖先的時候,不要忘記把這件事情告訴我?!?/p>
《示兒》這首詩用筆曲折,情真意切地表達了詩人臨終時復雜的思想情緒,既有對抗金大業(yè)未就的無窮遺恨,也有對神圣事業(yè)必成的堅定信念。全詩有悲的成分,但基調是激昂的。詩的語言渾然天成,沒有絲毫雕琢,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,但比著意雕琢的詩更美,更感人。
陸游(1125年—1210年),字務觀,號放翁,漢族,越州山陰(今紹興)人,南宋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愛國詩人。陸游生逢北宋滅亡之際,少年時即深受家庭愛國思想的熏陶。宋高宗時,參加禮部考試,因受秦檜排斥而仕途不暢。宋孝宗即位后,賜進士出身,歷任福州寧德縣主簿、敕令所刪定官、隆興府通判等職,因堅持抗金,屢遭主和派排斥。乾道七年(1171年),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,投身軍旅,任職于南鄭幕府。次年,幕府解散,陸游奉詔入蜀,與范成大相知。宋光宗繼位后,升為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,不久即因“嘲詠風月”罷官歸居故里。嘉泰二年(1202年),宋寧宗詔陸游入京,主持編修孝宗、光宗《兩朝實錄》和《三朝史》,官至寶章閣待制。書成后,陸游長期蟄居山陰,嘉定二年(1210年)與世長辭,留絕筆《示兒》。陸游一生筆耕不輟,詩詞文俱有很高成就,其詩語言平易曉暢、章法整飭謹嚴,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與杜甫的沉郁悲涼,尤以飽含愛國熱情對后世影響深遠。陸游亦有史才,他的《南唐書》,“簡核有法”,史評色彩鮮明,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
4、顧炎武: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。
這句詩的意思是天下大事的興盛、滅亡,每一個老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這句詩出自顧炎武《日知錄·正始》,原文為有亡國,有亡天下。亡國與亡天下奚辨?曰:“易姓改號,謂之亡國;仁義充塞,而至于率獸食人,人將相食,謂之亡天下。是故知保天下,然后知保其國。保國者,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。
這段詩的譯文為“亡國”與“亡天下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?!巴鰢笔侵父某瘬Q代,調個王帝,國號。而仁義道德得不到發(fā)揚廣大,統(tǒng)治者虐害人民,人民之間也紛爭不斷,稱之天下將滅亡。保國這類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奪利的人去謀劃。 但是“天下”的興亡,則是低微的百姓也有的責任。
《日知錄·正始》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、大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,對后世影響巨大。該書是一經年累月、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,是顧炎武“稽古有得,隨時札記,久而類次成書”的著作。以明道、救世為宗旨,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、政治思想,遍布經世、警世內涵。
顧炎武(1613.7.15-1682.2.15),漢族,明朝南直隸蘇州府昆山千燈鎮(zhèn)人,本名絳,乳名藩漢,別名繼坤、圭年,字忠清、寧人,亦自署蔣山傭;南都敗后,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,改名炎武。因故居旁有亭林湖,學者尊為亭林先生。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、經學家、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,與黃宗羲、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。他一生輾轉,行萬里路,讀萬卷書,創(chuàng)立了一種新的治學方法,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,被譽為清學“開山始祖”。 顧炎武學問淵博,于國家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儀象、河漕、兵農及經史百家、音韻訓詁之學,都有研究。晚年治經重考證,開清代樸學風氣。其學以博學于文,行己有恥為主,合學與行、治學與經世為一。詩多傷時感事之作。其主要作品有《日知錄》、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、《肇域志》、《音學五書》、《韻補正》、《古音表》、《詩本音》、《唐韻正》、《音論》、《金石文字記》、《亭林詩文集》等。
5、林則徐:茍利國家生死矣,豈因禍福避趨之。
這句詩的意思是只要對國家有利,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,絕不會因為自己可能受到禍害而躲開。
這句詩出自林則徐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。原文為力微任重久神疲,再竭衰庸定不支。茍利國家生死以,豈因禍福避趨之?謫居正是君恩厚,養(yǎng)拙剛于戍卒宜。戲與山妻談故事,試吟斷送老頭皮。
這首詩譯文為我能力低微而肩負重任,早已感到精疲力盡。一再擔當重任,以我衰老之軀,平庸之才,是定然不能支撐了。如果對國家有利,我將不顧生死。難道能因為有禍就躲避、有福就上前迎受嗎?我被流放伊犁,正是君恩高厚。我還是退隱不仕,當一名成卒適宜。我開著玩笑,同老妻談起《東坡志林》所記宋真宗召對楊樸和蘇東坡赴詔獄的故事,說你不妨吟誦一下“這回斷送老頭皮”那首詩來為我送行。
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這首詩表現(xiàn)了林則徐因主張禁煙而受到謫貶伊犁充軍的處分,被迫在西安與家人分別時為抒發(fā)自己的愛國情感以及性情人格而作。表達了作者愿為國獻身,不計個人得失的崇高精神。詩作淳厚雍容、平和大度,頗合大臣之體。
林則徐(1785年8月30日-1850年11月22日),福建省侯官(今福州市區(qū))人,字元撫,又字少穆、石麟,晚號俟村老人、俟村退叟、七十二峰退叟、瓶泉居士、櫟社散人等,是清朝時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詩人,官至一品,曾任湖廣總督、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,兩次受命欽差大臣;因其主張嚴禁鴉片,在中國有“民族英雄”之譽。1839年,林則徐于廣東禁煙時,派人明察暗訪,強迫外國鴉片商人交出鴉片,并將沒收鴉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門銷毀。虎門銷煙使中英關系陷入極度緊張狀態(tài),成為第一次鴉片戰(zhàn)爭,英國入侵中國的借口。盡管林則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,但對于西方的文化、科技和貿易則持開放態(tài)度,主張學其優(yōu)而用之。根據(jù)文獻記載,他至少略通英、葡兩種外語,且著力翻譯西方報刊和書籍。晚清思想家魏源將林則徐及幕僚翻譯的文書合編為《海國圖志》,此書對晚清的洋務運動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都具有啟發(fā)作用。
四、為什么李鴻章的幕僚會提出“倒左先倒胡”的口號
胡雪巖(1823-1885)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商界名人,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:他從錢莊一個小伙計開始,通過結交權貴顯要,納粟助賑,為朝廷效犬馬之勞;洋務運動中,他聘洋匠、引設備,頗有勞績;左宗棠出關西征,他籌糧械、借洋款,立下汗馬功勞。幾經折騰,他便由錢莊伙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。他構筑了以錢莊、當鋪為依托的金融網,開了藥店、絲棧,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(zhàn)。
胡雪巖一生,是非功過褒貶不一,這里且只分析他的人道。胡雪巖的成功,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,以長取人,不求完人。他說一個人最大的本事,就是用人的本事。清人顧嗣協(xié)曾有詩:駿馬能歷險,犁田不如牛。堅車能載重,渡河不如舟。舍長以取短,智高難為謀。生材貴適用,慎勿多苛求。
幼時家境貧寒。為了養(yǎng)家糊口,作為長子的他經親戚推薦,進錢莊學徒,從掃地、倒尿壺等雜役干起,三年師滿后,就因勤勞、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伙計。正是在這一時期,胡雪巖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,一躍而成為杭州一富。
王有齡,宇雪軒,福建侯宮人。在道光年間,王有齡就己捐了浙江鹽運使,但無錢進京。后胡雪巖慧眼識珠,認定其前途不凡,便資助了王五百兩銀子,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。后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,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,當了糧臺總辦。王有齡發(fā)跡后并未忘記當年胡雪巖知遇之恩,于是資助胡雪巖自開錢莊,號為"阜康"。之后,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,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,除錢莊外,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。
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巖大發(fā)展的起點。在庚申之變中,胡雪巖處變不驚,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釣,大量的募兵經費存于胡的錢莊中,后又被王有齡委以"辦糧械"、"綜理槽運"等重任,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(zhàn)時財經,為今后的發(fā)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胡雪巖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,除了得益于王有齡之外,另一個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這個人就是左宗棠。
1862年,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。經曾國藩保薦,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。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 "晌項已欠近五個月,餓死及戰(zhàn)死者眾多。此番進兵浙江,糧飽短缺等間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,令他苦惱無比。急于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巖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:他雪中送炭,在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下,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,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,得到了左的賞識并被委以重任。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,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于寧波、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。他在經辦糧臺轉運、接濟軍需物資之余,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,勾結外國軍官,為左宗棠訓練了約千余人、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"常捷軍"。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(lián)合進攻過寧波、奉代、紹興等地。
胡雪巖是一位商人,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在左宗棠任職期間,胡雪巖管理賑撫局事務。他設立粥廠、善堂、義墊,修復名寺古剎,收鹼了數(shù)十萬具暴骸;恢復了因戰(zhàn)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,方便了百姓;向官紳大戶"勸捐",以解決戰(zhàn)后財政危機等事務。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,信譽度也大大提高。這樣,財源滾滾來也就不在話下了。自清軍攻取浙江后,大小將官將所掠之物不論大小,全數(shù)存在胡雪巖的錢莊中。胡以此為資本,從事貿易活動,在各市鎮(zhèn)設立商號,利潤頗豐,短短幾年,家產己超過千萬。
晚清時期著名的洋務運動由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三人發(fā)起。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國戰(zhàn)爭中,認識到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重要性,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學習、自強御侮,但由于他們的特殊身份,不便與外國人打交道。這樣,與左宗棠聯(lián)系極為密切,諸通華洋事務的胡雪巖在洋務運動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。他協(xié)助左宗棠創(chuàng)辦了福州船政局、甘肅織呢總局;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,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。毫不夸張地說,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著胡雪巖極大的功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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